1850年3月，一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的文件在同盟成员之间传递。在这份重要文件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

“集中的条件”，体现了纪律范畴。马克思恩格斯突出强调纪律的出发点，是由无产阶级运动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决定的。

十九世纪中期，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但内部宗派林立的现象也日益凸显。同时，整个无产阶级还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要形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统一，必须消除宗派，严明纪律。恩格斯打了一个比喻：无产阶级政党就像在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到了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也就是说，到了紧要关头，整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意志。

但是，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声称工人运动追求的手段必须符合自由自治的原则，反对在第一国际内部执行严格的政治纪律。1866年巴枯宁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后，又单独建立了一个宗派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使国际工人协会形成两个国际性组织、两个总委员会、两种不同的纲领章程相并列的格局。

针对宗派分裂主义和非组织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坚决斗争。1868年12月，马克思在受委托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决议中指出：“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该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恩格斯则对“纪律”作了进一步说明：“我说的纪律，是一种成了习惯的团结统一，即旨在实现一定目的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这种结合能够让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要想消除宗派，实现团结统一，必须执行“严格的铁的纪律”。

保持党的纪律、维护党的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其排在首要位置。正如他们在信中所写：“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在他们的促动下，1871年，《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明确提出：“所有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纪律规范，如遵循政治纲领、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抵制宗派行为和非组织活动，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党的集中，确定上下级的报告制度、开会制度和联系制度，等等。同时，他们强调必须对违反党的纪律行为进行惩戒。

严明党纪并认真执纪，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纪律保障，也对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1893年9月，恩格斯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原因，就是“有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纪律和蓬勃的朝气”。

“从胜利走向胜利”，100多年来，严明党的纪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常抓常新。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纪律自建党伊始就是维护全党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根本保障，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有力武器。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把政治的自觉性、纪律的严肃性结合起来，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从井冈山时期的“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到西柏坡立下“六条规矩”；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我们党对成员的纪律要求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党形成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因素。

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风险挑战，党中央旗帜鲜明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时刻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凝聚起团结一心、奋发进取的强大力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了“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等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事实证明，严守党的纪律是党革命奋斗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

“让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100多年前的这句话闪耀至今，为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在继承传统、观照现实基础上，想明白前人在纪律面前是怎么做的，引导党员懂得自己该怎么做，切实将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才能真正把规矩立起来，严起来，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勠力前行。